罗世彝（1878年—1931年），原名罗骞。广东梅县人。民国初年曾任黔阳县知事。20世纪初二、三十年代在常德与慈利名士吴恭亨（1857年—1937年）、武陵名士余嘉锡(1883年—1955年)为诗友。其《螺庵诗集》十四卷，附外集一卷，装二册，1928年印行。封三署“长沙长治路鸿飞印刷所代印，常德高山街寸阴金代售”。作者《自跋》称：“甲子（1924）重寓常德，中四遘战祸，仅仅得不毁。”该集存诗953首。又称：“予辑所为诗，断自癸丑（1913年）。”《自跋》作于戊辰（1928年）重九。也就是说，此集是作者从1913年到1928年共14年所存诗歌的选集。此间作者主要活动于以常德为中心的湘西北各地，最后定居常德城内贺八巷。他的许多反映时事的诗作，填补了常德地方历史文化记载的空白。从罗世彝的诗集中可见，1925年至1927年连续三年，以吴恭亨、余嘉锡等人为首的武陵南社诗人，每年九月九日都在德山举行诗会。作者在常德时是每次必到，不在常德时则梦绕情牵。1925年参加诗会后不久，他去了上海。直到1927年3月因病离职，才回到朝思暮想的常德。诗集中许多作品反映了20世纪初常德地方的民情风俗、社会事件，尤其是对佛教圣地德山的描绘，成为民国早期德山情况的实录，填补了此期文献记载的空白。
高金平，副教授，逸迩阁书院创始人，常德市公路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常德市委特聘报告员，常德市委党校客座教授。
《螺庵诗集》前言
《螺庵诗集》，十四卷，附外集一卷，总共存诗953首。
罗世彝(1878年—1931年10月19日)，原名罗骞。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少时随父居长沙。民国初年曾任黔阳县知事（县长）。有一份民国初期的文献《大总统分发任用知事范藻等到省一年期满照章甄别文》附单《到省一年期满应行甄别县知事缮具清单》中载明：“罗世彝，三年（1914年）十一月到省。”1920年，唐荣阳担任湖南省警察厅厅长，礼聘他掌管文书。1921年，唐调任湖南陆军十一区司令，驻常德；1922年12月，赵恒惕授唐为澧州六属（慈利、石门、安福、澧县、安乡、南县）剿匪司令官，兵入澧州。唐荣阳镇守常澧，罗世彝一直在其幕府。1925年唐军队失败被收编后，罗世彝随从至上海数月。此前在常澧期间，寓居常德的慈利先贤吴恭亨发现了罗世彝的诗歌创作天赋，极为赞赏，亲自写信给南社总部予以绍介，从而使罗世彝同武陵诗社结下了不解之缘。
20世纪初期10—20年代，罗世彝同慈利名士吴恭亨(1857—1937)、武陵名士余嘉锡(1883—1955)等一大批武陵地方诗歌爱好者为诗友，具体情况在诗集中都有反应。《螺庵诗集》整理底本，原装二册，1928年印行。封三署有“长沙长治路鸿飞印刷所代印，常德高山街寸阴金代售”。作者在《自跋》中称：“甲子(1924)重寓常德，中四遘战祸，仅仅得不毁。”又称：“予辑所为诗，断自癸丑(1913年)。”《自跋》作于戊辰(1928年)重九。也就是说，此集是作者1913年到1928年共14年间诗歌的选集。这段时间作者主要活动在以常德为中心的湘西北地区，最后定居在常德城内贺八巷。他的许多反映时事的诗作，填补了此期常德地方历史文化记载的空白。
1924年，罗世彝有诗《初度日（即生日）作》：“九死余生犹健在，生儿廿载又生孙。儿能握算筹军食，孙亦扶床学母言。老我无闻驹过隙，有人厚禄鹤乘轩。长留诗卷盈行箧，松菊何曾辟小园。”他此时应是46岁的样子。其妻“细君”长期居于武陵或澧县，应该就是本地人；儿子此时已成为军人，他已经有了孙子。于“儿能握算筹军食”后自注：“时戣儿供职十五旅骑团军需。”其子此时驻军石门，因而他有《寄训儿子戣石门军次》和《大儿来自石门军次即归长沙》等诗。前者教导儿子担任部队军需，应该克服困难，多为士兵着想：“吾儿于役莫嫌寒，士卒裳衣亦正单。陟岵不辞山万仞，还乡已是路千盘。烽高力促储胥固，糗备心存稼穑难。漫说从戎苦征戍，乃翁身世误儒冠。”这一年，罗世彝重寓常德，于是有有《从晋师移镇武陵赋呈三十韵》。不久，又将家眷从澧州接来，有《喜澧眷至》：“寒亦不知衣，饥亦不知食，细君念我旁无人，扶病挈儿来自北。”另外一首《盘龙桥歌》写道：“来亦盘龙桥，去亦盘龙桥，何处兵来兵又去，纷纷常澧慈石桃。”“常澧慈石桃”即指常德、澧州、慈利、石门、桃源。因此，他在《明发武陵过枉渚望乾明寺》中表达出“久住他乡同故里”的感觉，也就不奇怪了。
1927年年初，罗世彝从家书中得到武陵黔军变乱的消息，好在家口无恙，于是便有《家书至始悉黔军之变武陵眷口无恙》之作。直到三月，作者才因病离职。《晋公过访即移寓斋喜赋》说：“八千佳子弟，两郡小诸侯。尾不掉公族，田休歌上留。何人嗜熊掌，列校爱羊头。一病事随去，匆匆下鄂州。”诗中吐露了个人的追求和因病离职的原因。他回到朝思暮想的常德，有一首《夜抵武陵喜得返寓》诗反映了此时的心情：
山色朦胧知枉渚，压江楼堞影崔嵬。
归心炮发轰城过，剥啄雷鸣讋盗来。
带病闺人方卜镜，偷眠灶婢若衔枚。
已拚一夕千山隔，水宿翻疑是梦回。
德山“枉渚”是武陵城的门户，是迁客游子心目中的地理坐标，作者归心似箭，朦胧夜色之中，远远望见那高耸的德山宝塔，就知道“枉渚”到了，离家人只是一步之遥了。此情此景中，罗世彝已经从感情上把武陵看成了自己的家乡。
这年1月，唐生智获悉黔军总司令袁祖铭勾结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便密令剪除。30日，北伐军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及其团总胡达等，会同几位常德知名人士以吃年饭的名义，在城东贺八巷商业研究所楼上巧设“鸿门宴”，诱杀了袁祖铭及其参谋长朱嵩、师长何壁辉。国民党湘西党务专员王基永借同乡关系请袁部独立团团长许克祥和两位营长来家做客。事发后，晓以真情，劝其改弦更张。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1927年年初的常德。罗世彝回到家里，听家人讲述其经过之后，写下了《闻家人述湘军杀袁祖铭巷战事》，这说明他家当时就住在贺八巷。
从《螺庵诗集》中可见，1925年至1927年连续三年，以吴恭亨、余嘉锡等人为首的武陵南社成员，都要于九月九日在德山举行诗会。作者在常德时是每次必到，不在常德时则梦绕情牵。1925年参加诗会后不久，罗世彝就带兵参加北伐。直到1927年3月因病离职，才回到朝思暮想的常德。其《丁卯重九怡园社集分韵倩字》开头称：
前年作重九，高园启三径。
会者十五人，乐事赌觞咏。
去年作重九，我适客吴郡。
会者十九人，恨未躬逢盛。
今年作重九，六人五亡命。
愧我名不彰，举杯且相庆。
独怪弹赦翁，三载主诗政。
高年百里外，几杖宜若定。
何来劝驾者，兵寇更枭獍。
算贤催租人，不败乃公兴。
狷庵兴亦豪，监酒惮严峻。
文则太史迁，学则康成郑。
“丁卯”就是1927年。九月九日重阳节，武陵南社诗人们照例举行诗会。这次聚会是在“怡园”，即余嘉锡在常德的住所。参照其他诗文，怡园也应在德山附近。慈利名士吴恭亨是德山诗社活动的主持人。南社，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文学团体，由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发起，于1909年在苏州成立。社名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早期参加者多为同盟会成员，其后流品渐杂，成员曾达千余人，分布全国各地。一般资料认为，南社在1923年就因内部分化而停止活动。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也说：“即如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倒寂然无声了。”
然而，根据罗世彝诗中所载情况，武陵南社诗人的活动，在吴恭亨、余嘉锡等人的操持下，则至少延续到了1927年底。罗世彝在诗中写道，当时的许多诗人“亡命”他乡，余嘉锡也于此后不久离开常德，去北京大学教书了，武陵南社诗人的德山重九登吟活动也就此画上句号。
1927年这次重九聚会之前，罗世彝曾邀请吴恭亨为自己审定诗稿并作序，于是有《悔丈为余审定诗集有赠十五叠郊巢韵酬之》诗。第二年重九，他在诗集《自跋》中说：“忧患余生，老而知悔，与其终不免于灭没，孰若自我拉杂而摧烧之？慈利吴悔晦丈恭亨闻而止之曰：‘子行年五十矣！半生心力在是，治乱之见见闻闻亦在是。流离苟全，宁不自惜耶？’予心又怦然动，因乞为淘汰。既汔事，为序冠篇，督印犹力。”重九这一天，罗世彝同武陵的诗友们照例聚会。诗中“弹赦翁”是吴恭亨晚年之号，“狷庵”则是后来成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的余嘉锡之号。当年，诗人们是将“重九”作为聚会之日，只是战乱年代诸事不如人意，“亡命”“兵寇”等成为表述这种社会现象的关键词。不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德山风光对文人骚客的吸引力，也是研究地方文化（文学）史的珍贵资料。
1927年12月23日是冬至节，罗世彝和朋友们一道游览了德山风景区，写下了五言长诗《至日德山李祠观礼归过乾明寺》，这是我们能够见到的这一时期记述德山风景区整个游览过程最详细的作品。这一天，大家应邀到德山李家祠堂参加宗族祭祀观礼活动，归途他们经过了乾明寺。整个过程，有舟有步，有山有水，有动有静，展示了一幅德山优美的风光图，流露出惜景忧世的复杂感情。尤其是这种民间冬至节的祭拜活动，名目很多，主要有祭祖、拜父母、拜师等，一般在家族祠堂举行，通常是本族人全体参加。诗作记载德山李家祠堂的这种年终祭祀典礼，并邀请城中族外朋友们参加，是珍贵的民俗文化活动资料。
《螺庵诗集》所收录的作品，截止于1928年。罗世彝对自己生活过的常德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螺庵诗集》就是很好的见证。他的诗感情充沛，节奏明快。他将自己1921年至1922年的诗歌作品编为《揽茝吟》一集。取名“揽茝”，即出自屈原《离骚》：“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这说明在作者的心目中，武陵文学（文化）的脉气，和屈原的直接影响息息相关，亦使我们看到了作者的为诗情怀之所自。
在本书整理接近尾声之时，我们发现了刊载于1937年《南社湘集第八期•文录》上的《罗世彝诔》，为石门先贤郭希隗（东史）所撰。其中提到罗世彝“文亦朴茂，特掩于诗。既已博大深醇，吟咏日不少辍。一字苟疵，必数数窜至精确始已。其中解官黔阳长篇，及新乐府，陈民间疾苦，抉发祸乱所由来，嬉笑怒骂，一字一棒，亦一字一珠，识者皆惊诧为未有。”可见，其诗歌创作手法之娴，价值之高，已是早有定价，不待赘述。更可贵的，是当时常德商会的同仁们，自发凑集资金，为这位寓居常德的先贤刊印了这部诗集，也为常德地方文化保存了一份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
